·潘 岳·

　　一

　　今天，中国和西方又一次站在理解彼此的十字路口。

　　现代欧美文明认为自己的政治秩序，是融合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精髓为一体。其中，古希腊文明是源中之源。现代中国的道路，建立在中华文明的遗产之上。中华文明的稳固形态确立于秦汉，演变之关键处在战国。

　　从公元前五世纪到三世纪，战国与古希腊面临着相似的历史境地：都陷入了内部极度战乱；战乱中都出现了统一运动；统一运动的积极力量都不是核心圈国家，而是军事强大的边缘国家；大批知识分子为统一运动上下奔走，提出了大量哲学、政治、道德命题。

　　而统一运动的结果不同。希腊形成了亚历山大帝国，仅七年即分裂，其后三大继承者王国内斗100年，被罗马逐一兼并。战国形成了大一统秦王朝，虽14年后崩溃，但很快就再次兴起了大一统汉王朝。秦汉制度被历代王朝所继承，整整延续2000余年。

　　相似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不同结果，这因为不同的文明根性。

　　二

　　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出土了书满秦法的“睡虎地秦简”。在一堆法家书简中竟发现一篇充满儒家精神的官吏培训教材《为吏之道》：“宽俗忠信，悔过勿重，和平勿怨，慈下勿陵，敬上勿犯，听谏勿塞”。这并非孤例。王家台秦简、岳麓秦简、北大秦简也有类似文字，说明秦朝后期已不完全排斥儒家。不仅秦国，其他六国也一样。

　　可见，儒法交织，刑德同用，是战国晚期的整体潮流。各国政治观念的底线就是 “一天下”。对整体“天下”的执著，是历代中国政治家群体最为独特之处。

　　思想家们也是如此。人们只注重百家争鸣的“争”，却往往忽视了它的“融”。诸子百家思想融合的宗旨就是建立“统一秩序”。战国由此成为思想制度的熔炉。秦国的法家贡献了大一统的基层政权；鲁国的儒家贡献了大一统的道德秩序；楚国的道家贡献了自由精神；齐国将道家与法家结合，产生了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和以市场调节财富的“管子之学”；魏韩贡献了纵横外交的战略学，赵燕贡献了骑兵步兵合体的军事制度，如此等等。

　　大一统，不是秦并了天下，而是天下消化了秦。

　　三

　　公元前269至262年，60多岁的荀子入秦考察。他并没有如传统儒家那样骂秦政是暴政，反而赞扬了秦的法家治理制度：秦的基层小吏忠诚勤俭，办事尽心，像古代的官吏;秦的高级官员，不搞朋党，贤明而有公心，像古代的士大夫;秦的朝廷，处理政事速度极快，没有积存的事务，像古代的朝廷。在儒家的话语体系中，“古之治”就是古代圣王的治理。对秦政如此高的评价竟出自儒家大师之口。

　　不过，荀子还说了一句更重要的话。他认为，秦国虽有此优势，但依然没能达到“王者”的境界，原因是缺“儒”，“殆无儒邪”。怎样才算是“有儒”呢？荀子建议“节威反文”，用君子治天下。这是后世“王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雏形。

　　荀子认识到，儒家虽然有着统一的道德秩序，但没有建立统一的治理体系。如果秦国的法家制度，加上儒家的贤能政治与信义仁爱，才能成为未来天下正道。

　　对这番话，秦王没有理会。几年之后的长平之战，秦国背信坑杀40万赵军，印证了荀子的话。秦国从来靠现实主义与功利主义取天下，又岂会用仁义道德自缚手脚。 没有力量的道义和没有道义的力量，都不能回答眼前的现实。

　　长平之战后，荀子放弃了政治，著书立说、教学授徒。他教出了两个大有名气的学生，一个是韩非，一个是李斯。他们学成后双双入秦大展宏图，荀子却为此悲而不食。因为他们不但没有融合儒法，反而将法家发展到了极致。韩非的法家理论囊括了法、术、势等三大流派；李斯则设计了法家的全部政策体系，“焚书坑儒”就是他建议的。

　　荀子终年90余岁。他的思想太矛盾，以致他死后的境遇更为曲折。与孟子并称的他，却在儒家成为正统后的1800年里，从未被儒家各派推崇。

　　即便如此，历史最终会沿着中道前进。汉武帝与汉宣帝接受了荀子思想，“礼法合一”“儒法合治”“汉家自有制度，以王霸道杂之”。接着，历代王朝也按照他的思想继续前行。只是因为他的“不纯粹”，所有王朝都只用其实而不用其名。好在荀子只唯实不唯名。儒法由此真正合流。法家创造了中央集权郡县制和基层官僚系统，儒家则创造了士大夫精神和家国天下的集体主义伦理，在魏晋唐宋又融合了道家和佛家，创造了儒释道合一的精神世界。

　　这种超级稳定的大一统国家结构发散到整个东亚，成为中华文明强而不霸、弱而不分、延绵不断的秘密。之所以还称为“秘密”，是因为大多数西方学者至今仍未想了解。

　　四

　　公元前325年，亚历山大率领着征服了埃及和波斯的希腊雄师万里迢迢来到印度旁遮普邦比亚斯河畔。跨过河就是全印度乃至中国。他激情澎湃地鼓励将士们继续前进。而驮满沉甸甸战利品的战士们再也不想东进半步。亚历山大只好顺着河边的斜阳痛哭而返，两年后病死。

　　亚历山大的东征，来自希腊世界的统一运动。希腊统一运动来源于城邦危机。今天，西方深刻缅怀的希腊古典文明，其实只是雅典历史上的一小段，即伯利克里执政的黄金时期，代表着民主制度的最伟大成就。而这短短几十年黄金期后，希腊城邦世界就陷入无休止的恶性内斗。雅典和斯巴达竞相称霸，双方都曾血腥屠城。战乱之中，土地逐渐集中到富人手里，失去土地的贫民为了外邦的金钱变成了雇佣兵，转头攻打自己的城邦。

　　这种乱局持续了100年。乱局中诞生了一种呼声：各城邦不要再争抢彼此有限资源，应团结向外征服殖民波斯，如此希腊才会获得永久和平。呼声最响亮的，一个是雅典头号雄辩家伊索克拉底，一个是希腊头号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在发表于公元前380年的《泛希腊集会词》中，伊索克拉底说，“在我们从同一源泉获得利益、和同一敌人进行战斗之前，希腊人不可能和睦相处。”“为此，我们必须竭力使战争尽快从这里转入亚洲大陆（小亚细亚）。”这个思路，近代历史学家称为“泛希腊主义”或“大希腊主义”。其根本动力，是解决土地缺乏、人口过剩的问题。传播希腊文明，只是附带产物。这成为后世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的思想雏形。伊索克拉底是第一个提出殖民帝国主义的人。

　　但他呼吁了40年，雅典却因为内战派掌权而一直置若罔闻。

　　五

　　亚里士多德在“大希腊”的道路上，比伊索克拉底走的更远。亚里士多德生于马其顿辖下的色雷斯小城邦，是雅典人眼里的蛮族地区。

　　亚里士多德虽然身在蛮族，却心在雅典。17岁的他独身一人投奔雅典柏拉图学院。他是柏拉图最优秀的弟子，一度有望成为接班人。但柏拉图逝世时，却将学院交给了亲侄子而不是他。最重要的原因是，亚里士多德是个外邦人。他在雅典不能拥有合法财产（土地），更不能参与政治，因为他没有“公民权”。按照法律，拥有雅典公民权的必须父母都是雅典人。法律把希腊最伟大的智者和雅典分开了；把所有不产于雅典却愿意忠于雅典之士和雅典分开了。有意思的是，这条法律正是民主政治楷模伯利克里颁布的。

　　亚里士多德离开了雅典，投奔了马其顿，担任亚历山大的老师。他按照希腊文明的最高标准塑造着亚历山大。他让14岁的少年喜爱上了希腊文学与荷马史诗，并对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等广阔的知识产生热情 。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思想。亚里士多德为教育亚历山大专门写了《论君主》和《论殖民地》。黑格尔说，亚历山大的精神和事业的伟大正是来自亚里士多德深刻的形而上学 。

　　亚历山大一边残酷征服，一边传播希腊文明。他在非洲、西亚、中亚和南亚建立了大量拥有竞技场和神庙的希腊化城市，用博物院和图书馆建造科学文化、哲学艺术的殿堂。他甚至还把亚洲的动植物标本源源不断送回给正在雅典办学的亚里士多德做研究。之后的拿破仑远征埃及时也带上了大量考古学家，最终发现了罗塞塔石碑，开启了埃及学。西方帝国主义暴力征服+文明传播的方式，是亚里士多德发明的。

　　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提出要求，“做亚洲人的主人，做希腊人的领袖。”伊索克拉底也曾对腓力说，“说服可用于希腊人，强迫可用于蛮族人”。这正是“希腊帝国”的精髓——内部是民主，外部是殖民；上面是公民，下面是奴隶。这种双重标准的希腊式帝国，是日后欧洲帝国的精神原型与政治模板。

　　六

　　历史的发展和他们的设想不一样。

　　公元前338年爆发喀罗尼亚战争。雅典不服马其顿，起兵挑衅，被马其顿打得大败。马其顿乘胜组织科林斯同盟，并开始进军波斯。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伊索克拉底已经98岁了。他看见运送回来的雅典士兵的尸体，绝食身亡。

　　他的“大希腊”设想，蕴含着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马其顿拥有强力，如何保证它对雅典只用“说服”而不用杀戮？反过来，善于雄辩的雅典，又岂能甘心被马其顿“说服”？死于马其顿阵前的雅典青年尸体，使他明白了日后仍会重复的悲剧。统一带来的暴力，会破坏自由。但自由产生的混乱，又会破坏统一。伊索克拉底死后，希腊城邦再无团结。

　　对“分”与“合”，战国与古希腊的政治观念完全不同。

　　两种文明根性塑造了两种不同的道路。

　　西方不断走向分。从地域上分，从民族上分，从语言上分。其间也有统一的努力，如罗马的努力，基督教的努力。但分的趋势占据主流，最终归结到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中国则不断走向合。从地域上合，从民族上合，从语言上合，其间也有分离的时期，比如王朝更替，比如游牧民族冲击，但合的趋势占主流，造就了中华文明的集体主义。

　　中华文明并不是没有“分”的概念，但并不是“分治”，而是“分工”。荀子说，人体力弱小，何以能超越禽兽而生存？因为人能组织成集体。组成集体的关键在“分工”。只要分工符合“礼义”，就能整合社会。因此，分是为了和，和是为了统一，统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大，强大则能够改造自然。

　　七

　　亚里士多德比伊索克拉底多活了15年。

　　亚历山大辉煌远征时，师以徒贵，亚里士多德荣归雅典。亚历山大死后，亚里士多德立即遭到反攻倒算。他逃匿到马其顿的维亚岛上，一年后怏怏去世，惹来满雅典的嘲笑。他死后，亚历山大帝国内部不断再分裂再独立。

　　这几位思想家的命运，说明每一个文明内部，每一种精神追求，都蕴含着巨大矛盾。在人类社会进程中，不存在某种能解释一切的理论，不存在某种普世的绝对原则。每一个致力于改变真实世界、而不是构建乌托邦的思想家，终有一刻，都会面临着不可自洽、相反相成的痛苦。但这痛苦和矛盾中，也孕育着相辅相成的未来之路。

　　过去，验证一个理念，甚至需要数百年时间，数代人去重复错误。而今天，在技术革命下，几年之间就能看清来龙去脉。唯有懂得反省反思、不断包容、和谐共生、互鉴互融的文明，才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文明。

　　（摘自《文化纵横》2020年6月号，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