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晖
十八大以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定位已成为各界共识。在“去杠杆、调结构”的新旧经济换挡期中,新金融力量应该如何发挥创新优势,更加精准、高效地为实体经济提供新动能,成为市场参与者面对的“必答题”。
依靠互联网技术发展与对市场需求的敏锐洞察,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在过去五年的发展过程中摸索出了一套有别于传统金融机构的全新发展思路与服务方式。
以在中国发展超过十年的金融科技企业宜信为例,其通过财富管理和普惠金融两大业务版图和全球化布局,以金融底蕴叠加科技手段,服务辐射从草根阶层、大众富裕群体、小微企业到高净值人士的社会广度,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众美好生活需要和金融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完善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新金融机遇
在宜信创始人、CEO唐宁看来,新金融机构如何在经济换挡期中做出更明确的担当,首先需要洞察有哪些需求是未被传统金融体系覆盖的,然后再来看什么样的技术、模式可以去满足这些需求。“需求,是一切创新的出发点,金融科技不是为了技术而技术。”唐宁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这一逻辑也被实践于宜信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宜信的普惠金融业务即脱胎于对成人教育群体的需求洞察,此后扩展到对城市白领、三农、小微企业等客群。“这些群体有很多数字化资产,小企业的运营情况、交易数据,农户的农机具位置、购买农资数据,这些曾经不能被传统金融体系采纳的信用数据,在新金融逻辑下被激活了价值。”唐宁表示。根据此前无法积累甚至无法采用的数据,帮助一个人甚至一个企业建立起初级的信用画像,这是新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实践的重要基础。
而在财富管理领域,通过将旧经济受益者的资金输送到新兴行业,新金融的“动能”价值被体现得更为深刻。宜信财富管理业务主要任务是为高净值人群优化资产配置,实现财富增值。钱要怎么投,投到哪里去,考验着金融机构的专业性和前瞻性。
在唐宁看来,高净值人士是传统经济模式下成长起来的赢家,他们曾经创造了大量财富,但是现在新经济来了,但在人口红利消退的背景下,他们所在的行业或已没落,或急需转型,他们个人如何拥抱新经济,成为新经济的赢家?“将传统经济之中创造的财富,投资到新经济企业的顶级基金之中,让新经济有做大做强的血液,是这一群体拥抱新经济的最好方式。”唐宁表示。
经济结构转型周期、互联网周期和金融开放周期三期叠加的背景下,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生物医药、医疗健康、清洁技术、先进制造、消费升级等新兴产业将在需求、技术和资本的推动下快速发展,催生一大批优秀企业和巨大的投资机遇。对于私募股权投资来说,意味着难得的机遇。
在唐宁看来,在当前的资本市场上,看起来钱很多,但更多是急功近利的钱。对于初创企业而言,需要的是长线的钱、耐心的钱,超过五年、十年甚至十五年的钱。“对于培养新经济企业来讲,金融机构一方面要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心,另一方面要善于找到有价值的资金的渠道——这就把供给和需求精准地对接在一起,让资产配置继而让资源配置更为科学,也让新旧经济之间产生了一种纽带。”
“走出去”寻找“未来的种子”
作为一家以创新作为核心动能和诉求的新金融机构,保持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和前瞻无疑是重要的。每年,唐宁都会多次往返北京—纽约进行考察,了解美国乃至全球金融科技市场的最新风向,用他的话说,“这是在捕捉未来的种子。”正是基于这种对海外市场的关注和熟悉,宜信在“走出去”的速度上也成为了中国金融科技企业中的佼佼者。
事实上,宜信的海外布局已经超过五年历史。在唐宁看来,海外战略的核心能力建设需要时间,而这五年来,宜信“走出去”的国际化步伐是扎实而多元的。
首先是人才的国际化。据唐宁透露,宜信决定走向海外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在华尔街、硅谷等地区进行全球化的人才招募。其次是资本的国际化,2015年,宜信旗下的“宜人贷”登陆纽交所成为中国金融科技海外第一股,其引领的移动理财模式,美国几个月前才刚刚推出。第三,在于投资机会的国际化,高净值客户对资产配置需求的觉醒,需要金融机构有投资全球的能力,这种全面,要求投资地域上的广泛,也需要投资标的上覆盖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房地产、对冲基金等一系列标的,基于这些需求,宜信先后在新加坡、以色列、美国进行了分支机构布局。
不久前,唐宁刚刚从美国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硅谷对话北京”活动归来。这也让他对中美两国的金融科技发展有了更深认识,在他看来,中美两国是全球最重要的两个金融科技市场,但这两个市场发展阶段不同,各自呈现不同的特点,是互相借鉴、共同发展的逻辑,无法简单比较。美国胜在金融底蕴、市场完善度和投资者的成熟,而中国在模式技术创新上更胜一筹。
事实上,在海外布局和捕捉机遇的能力上,宜信完全不逊于国外的本土机构。例如宜信去年设立的新金融产业投资基金,截至目前,该基金已经投资了27家中美新金融领域的创业机构,其中19家在海外。在不久前由美国智库CBInsights推出的2017年全球金融科技250强榜单,这19家机构中有12家机构榜上有名。
企业的终极目标是超越商业价值
对于一个做过天使投资人,拥有漫长而丰富创业史的企业领导者而言,唐宁对于企业的责任和价值有着自己的见解。
十多年前,唐宁在做天使投资的时候,和团队开发了一套企业评估体系——Marketing(市场)、Model(模式)、Money(资金)、Men(团队)、Mobile(泛指移动和互联网)以及Motivation(动机)。即用六个重要的指标去看这个企业面对的市场是否足够大、商业模式是否足够好、有没有清晰的资本策略,十年、十五年之后能不能成为千里马、独角兽。
在他看来,其中最关键维度是 Motivation,是创业的动机——这样一群人力求创新,这个组织、这个团队不断去努力,到底是为什么而去做这个事情?“是他真正有激情,有使命感,有深层次的兴趣,乐不知疲?还是因为看到美国有一个模式,差不多,我也抄一个?我不同的动机,给企业带来的未来是不一样的。”
对于宜信而言,在中国从事金融财富管理工作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的目标仅仅是做出一个上市公司,赚钱,那我觉得这个价值太小了。我们的职责应该是通过自己对于资源的配置,能够让稀缺资源包括长线的、有耐心的钱、商业机会、信任等,到达德才兼备、有担当的个人和组织那里。如果稀缺的资源能够到达这些好人,他们就会用资源做好事,就会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金融欢迎长跑冠军,不欢迎短跑运动员”是唐宁非常认同的一句话,“无论是风控的维度,还是金融创新,对风险要有敬畏之心,要有更长线的目标”。在他看来,打造宜信这家新金融企业,已经超越了简简单单的商业价值,社会责任是非常大的。
事实上,宜信的发展逻辑、模式选择和企业治理方式,也是唐宁所理解的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所在。首先,是没有发现和创新的能力。第二,敢不敢坚持做正确的事情。“比如当一个连客户都没有洞察到的隐性需求出现了,你要不要去做?因为这可能在当下是不合时宜的,是反人性的,比如对固定收益的追逐,比如对长期投资的回避。这需要企业家做出大胆、精准、有担当的判断。”唐宁说。
在唐宁看来,“创业”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在宜信和他的字典里,对“成功”的追求没有一个固定和具体的指标,“它是变化的、永续的。随着企业家、企业不断拓延自己对于客群的理解、认知,会形成新的洞察,因此这种创造和创新是没有止境的。”